一
邵达成同志每天清晨出去散步，不走很远，就在校园内转一转。但可以说，他的散步从来没有“成功”过。因为他一出门，就会有人拦住，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，而且往往是几个人围住他。大至学校某项措施碰到的难题，小到某家的水管漏水，什么事都来找他。当时建校初期，百事艰难，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，层出不穷。达成同志从不厌烦，谁来找他他都耐心地接谈，力所能及地给予解决，或者放在心里待后处理。作为高等学校的第一把手，连早上散步都不得“自由”，而且差不多天天如此，在别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的。我来学校后住在体育场的旁边，经常一大早看到许多人围着邵院长谈这谈那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，也有一百多教工，达成同志每个人都认识，还包括他们的家属，而且了解他们的情况。路上碰到，即使是一个厨工，他也会问一两句话，生活怎么样，工作吃不吃得消。如果发现问题，他就记在心里，事后给予解决。记得一九八Ｏ年春节前一天，我来到学校，连住房都没有，临时在一间破旧教室里安身。那天是过年，我家什么也没有，学校厨房也关了门。达成同志一个上午来三趟，亲自找一位厨师，打开厨房帮我做了三个菜给我家“团年”。一位领导人对一个新来教工如此关切，确使人永生难忘。
故居（国画） 易发生 作
二
我认识达成同志，是一九七Ｏ年下放洪湖的时候。当时我们都是“五七战士”，华中师范学院下放人员组成一个连。在整个连队中达成同志年龄比较大，已年过五十，级别也最高，他曾任华师教育系主任，当过副教务长，在连里却仅仅是个副连长。连里主要领导都比他年轻，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，个别领导人的“造反派脾气”还相当强烈，对达成同志仍可以随意申斥。所谓“下放”其实是惩罚性的，领导也不例外，批判会仍经常的有，整人的事也照样进行。达成同志能够坦然对待，面无愠色。
我和达成同志不住在一个大队，开头接触不多。那年十一月间，各大队都有部分下放人员参加洪湖水闸工程的劳动，我和他就在一起了。天寒地冻，下放人员和几万民工一样，在深达一尺多的淤泥中挖呀挑呀，非常地辛苦。我那时还比较年轻，又有农民出身的底子，劳动起来仍十分吃力。达成同志长期在学校里工作，年龄又大，他不大会挑。我看他挑着箢兜，不过五六十斤淤泥，颤巍巍地在泥水中挣扎着行进。这只脚好不容易抽出来，那只脚又陷进去了，真是一步一艰难。但达成同志仍不改常态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“革命精神”。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开会，学习，总结，达成同志是领头人，每次都要讲话，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改造自己的思想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的关系才密切起来。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照顾，比方一起走路时帮他提提东西，他的劳动工具坏了帮他修一修，在这些方面我比他“能干”。偶尔要写点什么不那么重要的文字帮他代笔。因我知道，他比我更加劳累。尽管我们交谈并不多，但彼此默契。正是在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建立起“忘年”的交谊。
三
我比达成同志早半年离开洪湖到了华师，他和大部队一九七三年才回来，回来给他安排了一个“好职务”：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！
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中国每一场大运动都会产生一批“大学”，大运动过后这些大学也随之收场。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跃出了一批大学，“黄石大学”就是其中之一。“大跃进”跃过之后，随之而来的是“三年困难”，绝大多数“跃”出来的大学也都跟着“困”煞，黄石大学也不例外，不到两年就结束了。到了七十年代，文化大革命也“革”出了一批“大学”，黄石分院也是这样的产物。当时这样的大学很多，华师就还办了“京山分院”。
华师“创办”黄石分院，不必讳言，实在有甩包袱的意味，只要考察一下当时办校的成员基本上是华师在大冶黄金湖办的农场（当时美其名也叫“大冶分院”）的人员和下放洪湖的人员就足以说明问题。对邵达成的安排同样是如此，顺水推舟，把这只没有底的船让他去划。
邵达成心里其实也是有数的，但他不愧是一个革命者，一个教育家，敢于知难而进，毫不畏缩，明知这个任务多么困难，交给了他，他就干！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，邵达成率领他匆匆组建的一支办学部队，乘一部敞篷汽车，毅然决然，离开了武汉，开赴黄石，在黄石一中借了两间旧教室，挂起“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”的牌子，一所大学就这样开场。
这所“新型”大学的家底有多大呢？“二十九名教职工，二万四千元开办费，借用
两个月后，学校竟然开学了。七十名工农兵学员，黄石分院正式开张。莫要说开创这所学院的领导人需要巨大的气魄，就是学子们敢于进这所学校都需要勇气。到这里上学有前途吗？有前途，后来这七十名学生毕业后成了许多重要部门的栋梁。这七十名学生虽不足与孔门七十二子相比，却确乎是可以进入黄石教育的史册的。黄石分院的开办，使黄石这座新型城市开天辟地有了一所大学，在黄石的发展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；而掀开这页历史的巨人就是邵达成！
邵达成采取的战略，一是紧紧地靠黄石市地方党委和政府，争取他们的支持；二是紧紧地团结全院师生，上下一心，共同奋斗；三是以身作则，做什么事都亲自带头。一九七五年我来黄石出差，当然要来看望邵达成同志。办公室没有人，实在也不像个办公室，到处询问，才找到达成同志，他正带领学生在挑土，说是打地基，要建一间校舍。“发扬抗大精神，艰苦创业，我们只能这样作，除此没有别的办法。”达成同志对我说。我走到后面，看到的是一片大大的污水湖，那是电厂排灰的处所，我不禁皱起了双眉。走过这片污水湖，发现那边是一处风光很美的地方，相当广阔。回头我去见达成同志，我说里面那片谷地非常好，学院为什么不建到那里去呢？他说：“我也知道，但我哪有钱？”我问要多少钱，他说至少得两百万。我问他带了多少钱来，他说两万四千元。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是这样办大学的吗？
就是这样办大学，邵达成毫不含糊，尽管师生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人，他拉起大学的格局，什么事情都按大学的标准来要求。每次大会小会，他都讲话，劲头十足，从不气馁。正是邵达成那种精神，那种魄力，给了人们以信心，使人心安定下来。加上邵达成出色的活动能力，一部破车子，风尘仆仆往返于武汉黄石的路上，争取省厅的支持，使这所学院终于站稳了脚跟。仅仅两年之后，即一九七五年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，这所学院正式成为“黄石师范学院”；又过十年，改名“湖北师范学院”，成为当时湖北省唯一的高等师范学院。
四
邵达成懂得教育，爱重人才，这是他使黄石师范学院得以站稳的根本。邵达成知道，依靠临时招募的这几个人是维持不了一所大学的，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招贤纳士。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“深入”，许多知识分子遭受打击，有的发配边疆，有的下放农村。许多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需要寻找出路，邵达成利用这一“大好形势”，发动群众，一有人才线索立即主动联系。他不仅派工作人员不远千里进行“搜索”，而且亲自出马，利用他在教育界近三十年的各种关系，搜罗人才。仅仅几年之间，他就网罗到高校教师五十多名。那些人员的来路，西至新疆，东来江浙，北至内蒙，南尽两广，全国二十多个省市，无处不有。谁也不敢想象，小小的黄石师范学院，名不见经传，却在全国范围内招揽人才。
当时极左思潮泛滥，知识分子被涂抹得没有几个干净的，一听说那个教师有点什么问题，即谁也不敢接触，许多人含冤负屈，赴 无门。达成同志却不避嫌疑，“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”，只要谁真有学识，他就敢于起用；这在当时是要极大勇气的。如此许多人千里迢迢，投奔黄石，在达成同志的鼓励下，放下包袱，发挥他们的才智，在这儿大显身手。不少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，几十年不得相聚。也有人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，长期学非所用。邵达成想尽一切办法，帮他们排忧解难。“感恩戴德”也许不应该是新时代的概念，但许多人确实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在这儿工作的，即使再大的困难也无怨言。
一九七三年这所学校准备开办的时候，达成同志即邀我一道来黄石。当时我舍不得离开华师，再说鉴于一九五八年的教训，我也怀疑这所学校能否站稳。达成同志也不勉强。他到了黄石，经常回华师，总要到我那间破房子来看看。他是坐车到华师的，而我就住在大路的旁边，但他从不把车子开到我的门口顺便停一下，而定要住下来以后，或者同华师领导人会谈的间隙，只身到我房里来，哪怕只说几句话也从不马虎。这是一种风格，一种修养，是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年青朋友所不懂的。
在华师又拖了七年，我的家小仍远在湖南乡下，在武汉得不到解决。后来朋友们劝我来黄石。达成同志得到这一信息，立即不遗余力帮我办理。我要求先转家人户口才来。这样不合理的条件是谁都不接受的，但达成同志接受了，费了许多周折，终于得到黄石市有关部门的支持，先办了我家人户口。有一天达成同志到了华师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红本本已到了我手里，你可以放心来黄石了。”但没有想到，我回家接家小，又受到刁难。达成同志立即派中文系书记和主任，去湖南帮我疏通关系，拖到一九八Ｏ年春节前夕，我才终于来到黄石。学校条件毕竟是相当艰苦的，后来陆陆续续又走了一些人。当也有地方约我去的时候，我谢绝了，我不愿辜负邵达成同志。
正是达成同志网罗的这一大批教师，把黄石师院这所极其艰难的学校支撑下来。几年之后，文化大革命中“革”出的那一大批“大学”纷纷下马。就说华师吧，与黄石分院同时开办的京山分院，华师对那里投入的人力物力十倍于黄石师院，曾几何时也没了踪影。而黄石师院就因为有邵达成的艰苦经营而岿然独存，并发展成为今天屹立鄂东的最高学府湖北师范学院。
五
条件如此之差，时间如此之匆促，二十九名受尽磨折的人员，二万四千元少得可怜的开办费，四十张破旧的双层床，七十把过时的拐手椅，要在一个没有基础的地方创办一所大学，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任何高等学校的创建会如此艰难。没有邵达成的雄才大略，没有他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，要使学院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。
邵达成同志在黄石师院“执政”整整十年，于一九八三年离休；六年之后即离开了人世，终年七十岁。
湖北师范学院的师生会永远怀念这位学院的创始人。我期望有一日在师院的校园内树立一位领导人的塑像，这个人当然是邵达成。（黄石日报，2008年9月11日，第5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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